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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武帝雄才大略,力推创立古代最高学府——太学

2020/8/14 8:02:04 来源:互联网 编辑:匿名

大学在古代叫太学,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。“太学”之名始于西周,《大戴记》中说:“帝入太学,承师问道。”西周太学又名大学,天子和诸侯均设之,“,大学在郊,天子曰辟雍,诸侯曰泮宫”。不过辟雍和泮宫不是纯粹的大学,这地方亦如宫廷,贵族们常在这里祭祀、举行宴会、选拔武士、议定作战计划。打了胜仗,也到这里“献俘”、“告功”。这是因为:“古人宫室无多,凡祭礼、军礼、学礼,及望气、治历、养老、习射、遵贤之典,咸行于明堂。而明堂、太庙、太学、灵台咸为一地。”上古虽然有太学,但明堂、太学混而不分,布政、祭祀、学习各种活动都搅和在一块儿,不具备封建教育的专业性与系统性,这只能说是太学的萌芽。


真正太学的建立,是从汉武帝时期。太学是汉代出现的设在京师的全国最高教育机构。西汉早期,黄老之学盛行,只有私家教学,没有政府设立的传授学术的学校。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,采纳董仲舒“天人三策”,“愿陛下兴太学,置明师,以养天下之士”的建议,于京师长安设立太学。

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,置博士弟子五十名。从武帝到新莽,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,开设了讲解《易经》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《左传》《周官》《尔雅》等的课程。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,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。王莽秉政,为了树立自己的声望,并笼络广大的儒生,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、明堂,又为学者筑舍万区。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,太学规模之大,实前所未有。武帝到王莽,还岁课博士弟子,入选的可补官。


武帝还下令天下郡国设立学校官,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。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,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,也起了重要作用。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,或设国子学、国子监,或同时设立,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。

当东汉光武帝刘秀称帝后,戎马未歇,即先兴文教。东汉太学始创于建武五年十月(公元29年),汉光武帝起营太学,访雅儒,采求经典阙文,四方学士云会京师洛阳,于是立五经博士。建武二十七年,建造的太学讲堂"长十(丈)丈,宽三丈"。永建六年(130),汉顺帝诏修:赶学,"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,千八百五十室"。每年用工徒竟达11.2万人,营建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平。至汉质帝时,太学生人数已有3万余人。

封建帝国的巩固,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能否牢牢控制官僚机构,各级官僚机构能否把朝廷的号令、政策及时地贯彻到所辖地区,以维护国家的统一。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牢固树立儒家大一统国家观念和宗法思想的人才,以充实各级官僚机构,就成为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关健,这就要求统治者解决人才来源问题。所以建设有效的吏治,需要培养符合要求的人才,这是兴办太学的强大动因。


同时,汉代太学的兴办,也得力于两个治《公羊春秋》的儒家学者,一个是董仲舒献策于前,一个是公孙弘以丞相之职贯彻于太学的发展。汉代太学初建时规模很小,只有几个经学博士和五十个博士弟子。至汉代中期昭帝、宣帝时,为了缓和因连年战争而一度紧张的国内阶级矛盾,实施了与民休息和发展生产的政策,国家又呈现出兴盛的气象。特别是汉宣帝整治吏治,考核实效,注意人才的培养,因此太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。太学生在汉昭帝时增至一百人,到汉宣帝时则增至二百人。

西汉后期,刘氏王朝由盛至衰,豪强势力猖獗,君主采取妥协政策,统治思想发生相应变化,由提倡儒学为主、刑名学为辅的董仲舒春秋公羊学,改为提倡宽柔温厚的儒家《诗》学,放纵了豪强势力的发展,但统治者的进一步重儒,却推动了以研讨儒学为主旨的太学的发展,太学生数目不断增多。

王莽执政时,还采取种种措施扩建太学:为太学兴建校舍,立乐经,增设博士等等。虽然王莽扩建太学,怀有个人政治目的,但他对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不应抹煞。以上是西汉年间太学发展的大致状况。

东汉期间的前期,汉光武帝与汉明帝执政,皇权比较巩固,外戚和宦官不敢公开作恶,社会一度比较安定,太学也因之得到了正常发展。章帝以后,东汉政治进入了黑暗时期,太学教育一度衰落。至邓太后把持朝政,她吸取了以往外戚失势的教训,既注意并用外戚和宦官,又注意表扬儒学,尊礼三公。直到顺帝永建六年,太学得到重修,扩建了 二百四十房,千八百五十室。

以后又增加了太学生的来源,还增加了甲乙两科学生及太学生的俸禄,于是太学生人数大增。汉质帝时,梁太后朝政,为巩固她的政权,重又表彰儒学,广招太学生,结果使太学生多至三万人,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。我国东汉末年的太学远远胜过了国外 ,这一史实又一次证明了我国古代教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。


汉代朝廷掌管文教的官员为太常,居九卿的首位。太常负责管理文教,这种教育行政体制,明显地保留着政教合一的性质。朝廷对太学的管理,除委任太常总负责之外,皇帝还亲自到太学视学,说明我国古代教育行政管理,在肇始之初就受到格外重视。

太学的教授称博士,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 、以教学为主。但国有疑事仍应掌承问对,即参加朝廷的政治、学术讨论。此外还有奉使及巡视地方政教等工作,汉代的博士是过问政治的,其教职体现了通经致用的原则。众博士之上还设有首席长官,西汉时博士首席称仆射,东汉时改为祭酒。祭酒由太常差选有聪明威重的博士担任,他是后来大学校长的前身。

汉代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。西汉的博士多由名流充当,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;东汉的博士要经过考试,还要写保举状。由于博士属于朝廷命官,所以也有由诸科始进和他官迁升的。两汉挑选博士非常慎重严格,博士必须德才兼备,要有明于古今、 通达国体的广博学识,具有温故知新的治学能力,应当为人师表,使学者有所述 ,又可以尊为道德的风范。此外,还必须具有足以胜任博士职责的专经训练和相当的教学经验,以及身体健康等条件。


后来皇帝颁布的诏书又规定,任博士必须在五十岁以上。经过严格挑选,在汉代大学执教的博士,一般来说质量较高,其中不乏一代儒宗学者。由这些人执教,对提高太学教学质量,起着保证性作用。应当指出,太学毕竟是封建官学,封建社会政治上的腐败现象,不可能不侵蚀太学的行政管理,造成太学博士的选择存在着弊端。不过,从总体上说, 严于择师仍是汉代太学的主流。

汉代太学还有尊师的传统,太学博士享有较高的经济、政治待遇。汉代太学博士,负有议政、奉使、巡视等职责,说明他们的政治地位不低。

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,到东汉时简称太学生或诸生。太学生的补选办法,两汉时期并无严格规定,最常见的是两种形式:其一是太常直接选送;其二是郡国县道邑选送,选送不实的,负责长官要受处罚。选送的条件大致参照公孙弘拟订的办法。此外,还有通过考试和因父任而入学的。招收太学生,没有严格的学龄限制。公孙弘拟定的方案中虽有十八岁入学的规定,实际上,汉代太学生既有六十岁以上的白首翁,也有十二岁即显名于太学的任圣童(即任延年)。


由太常选送的太学生为正式生,享有俸禄,由其他途径入学的为非正式生,费用自给。家境贫寒无力经达的博士弟子,可以由郡国遣送,至太学后也允许一边求学一边靠劳作为生。王莽以后,太学生的成份逐渐发生变化,起初有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的规定,继而又增加了公卿子弟及明经下弟入学的规定,太学的贵族子弟日渐增多,贵族化的倾向也有所发展。

太学生毕业后的出路各有不同:有的成为卿相,有的任官为吏,有的收徒为师,但也有学而无成白首空归的。除大将军、大官僚的儿子不靠太学的资格就可以做官之外,大部分的大学生,其出路仍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办学宗旨。统治者建立太学,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吏治效能,加强中央集权。

为了达到这一目的,汉代太学实行了养士与选才相结合的办法,与此同时又改革了文宫的补官与晋级规定,使之与太学的选才原则一致起来,这一方案也是由公孙弘统一拟定的。公孙弘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批准,自此以后,文学礼仪、 通一艺以上都被列为补官、晋级的条件,而且优先使用通多者。官吏的文化程度,儒学的修养水平受到高度的重视,造成汉代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的局面,即从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,都会讲经学。


儒学和仕途完全结合起来,读书人都变成了儒生。养士育才和职官制度的一致性,是汉代政治思想统一的重要原因,也是贯彻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关键一环,这在当时具有顺应历史发展需要,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,补充和修正世卿世禄制度的积极作用。但是,剥削阶级升官发财的思想,也随之侵蚀着学校教育,毒害着读书人的思想,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,是应当批判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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